《黑客帝国4》的崩塌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时隔18年之后居然还能等来《黑客帝国》的续集。不过这一次，《黑客帝国》注定无法续写曾经的辉煌。

《黑客帝国：矩阵重启》（以下简称《矩阵重启》）已经在国内院线上映一周，作为大IP的续集，电影票房非常不理想，北美上映首日票房收入仅640万美元，而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内地上映第一天票房仅为333万。相比于前三部电影累计斩获的16亿美元票房，这次可以说输得彻底。

不仅如此，电影口碑甚至比票房的滑坡更严重。截至发稿，豆瓣评分只有5.7分，离前三部的9.1分、8.6分和8.8分相距甚远。国外观众也不买账，IMDb评分只有5.7分。甚至导演拉娜·沃卓斯基都借电影中的角色之口，说出拍摄这部续集的部分原因是在华纳要求之下的无奈之举。

票房稀烂、影迷吐槽、甚至连导演都在自嘲，《黑客帝国》的“重启”为什么无法复制曾经的成功？本文作者认为，《黑客帝国》系列曾经是超越时代、预示未来的先锋，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与时代同行的镜像。《矩阵重启》遇冷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人工智能、元宇宙、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不断爆炸式涌现的当下，传统科幻题材的想象力似乎有些跟不上现实了。科幻作品该如何寻觅自身的价值呢？

估计很少有人不会承认，谈起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赡养人类的机器摇篮、闪动着绿光的数字流瀑、穿着黑色皮衣的特工、凝固的时间与滑翔的子弹……这部由沃卓斯基姐妹（当时是兄弟）于1999年推出的作品引爆了无数为人所熟知的文化符号，也几乎界定了一种电影的类型。该系列三部曲全球票房超过了16亿美元，它的影响力也超越了时间，纵观《黑镜》、《西部世界》等现在最流行的科幻剧集，《黑客帝国》所开创的很多设定，也成为新一代科幻导演们思考的背景和出发点。

然而20年后，矩阵的重启却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2021年12月22日，该系列的第四部《黑客帝国：矩阵重启》首映，第一周仅仅收获12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远低预期。尽管有不少影评媒体认为，疫情影响了人们线下进入电影院的热情，但即使结合线上流媒体的观看数据，对比《沙丘》等同类型电影的表现，《黑客帝国》续作的表现疲软也一目了然。在今年1月14日该片登陆中国大陆后，豆瓣等网站上的评分同样持续走低。

或许是华纳先行放出的纪录片太过惊艳，导致观众们的实际观影体验出现了较大的落差。其实从很多客观条件来看，《矩阵重启》的遇冷本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完结于2002年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可以说用史诗级的篇幅书写了一个过于完整又极度开放的故事。

第一部的开始，尚未成为救世主尼奥的打工仔托马斯·安德森跟随“小白兔”前往“兔子洞”，向它发出邀请的是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似乎就已预示着电影将开启一系列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探讨。尼奥面对红蓝药丸的抉择，回应了有关真实/虚拟边界的经典争论；机器城中饲养人类的培养皿，用具象的形式演绎了哲学家普特南有关“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跟随“先知”的墨菲斯则是人类种种信仰的化身，观众在他一次次的坚信与幻灭中拷问自由意志的存在……借用哲学家齐泽克的评论，《黑客帝国》就是一个对哲学家们的“罗夏墨迹实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佛教，不论你是哪种“主义”的偏好者，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一条追问的路径。

这种多线程探讨深入议题的剧本，无疑需要借助三部曲的体量来完成，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续作的《矩阵重启》被许多人诟病的思想内核单薄，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用线上娱乐网站Screenrant的一篇影评的话来说，本想看看重启后的矩阵如何能带来更多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新见解，没想到看到最后，却发现这是一部爱情片——考虑到仅仅只有一部电影的时间，而前作又已经打好了如此多的深井，《矩阵重启》的发挥空间自然是相当有限的。

抛开这些深入的哲学探讨，《黑客帝国》系列令粉丝们叫绝的还有当初充满先锋色彩的特效与动作设计。不过，同样是“徒手挡子弹”的情节，20年前尼奥的初次演绎引来了观众们的一片惊呼，而如今同样的桥段则遭到许多“纯粹为了炫技”的质疑。这其中或许有观众审美疲劳的因素，但毋宁说，这种质疑也是《矩阵重启》遇冷的一个缩影：它不再是那个超越时代、引领潮流的先锋，而成为了一种与时代同行的镜像。

《矩阵重启》的很多情节，都会让观众误以为在看一部都市剧而非科幻剧。在与机器世界达成合作并牺牲了自己之后60年，尼奥被重新接回矩阵，他新的身份是一款名为“黑客帝国”的同名游戏的开发者。而搭档崔尼蒂则换了名字，成为一名时刻需要盯着孩子，为家庭费心的母亲。从飞檐走壁的黑衣侠客，到坐在格子间，一脸倦容地改bug的程序员，和同时忙于家庭与工作的母亲，1999年的理想仿佛跌落到2022年的现实，你我在其中能看到自己真切的倒影，但难以寻回那种凝视未来的震惊感。而导演在电影中安排的许多“自我调侃”的情节，打破了“第四面墙”，同时也进一步制造了跳脱感，让人失去面对一部科幻作品时的敬畏。

其实，单就“再现现实”这个角度，《矩阵重启》不无引人深思的新创意和亮点。《黑客帝国》一类的赛博朋克式故事，往往着力于讨论未来世界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什么区分了人和机器？什么构成人的主体性之所在？这些都是创作者致力于挖掘、也难以回避的问题。沃卓斯基姐妹的剧本尽管构思天马行空，但给出的答案其实依旧是“爱”：第一部结尾，崔尼蒂的爱救回了尼奥的性命，并激活了救世主的源代码；第二部《重装上阵》中，尼奥偏离了前五代救世主“命定”的选择，在返回锡安与保护崔尼蒂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而这个偏离，恰恰也成为先知迭代更新下一个新矩阵的关键；史密斯在成为威胁矩阵的病毒后，大肆扩张自身，口中念叨着“我，我，我”，这种消灭他者的宣言，更是让他在哲学的意义上彻底站在了拥有爱情的尼奥的反面。在一个一切都被因果律“决定”的世界，“爱”驱动着人的自由选择，也让人依旧在机器统治的世界里保留着独特而坚挺的姿态。

在《矩阵重启》中，“爱”依旧是核心的命题，只不过，它不再意味着一种纯粹的解放，同时也蕴藏着奴役的风险。取代了“建筑师”的“心理分析师”找到了一种能够继续让尼奥帮助矩阵世界运行，但又避免其觉醒的方法：利用他和崔尼蒂之间的爱。只要他们处在一个合适的距离，两人靠近时会产生能量，同时这种距离的接触，也不会让他们彻底寻回过去的记忆。

在一个人们被数字科技包围的时代，这早已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警示。罗兰·拉斯特就在《情感经济》一书中，明确表示人工智能的到来，会让人类社会走出体力经济时代，进入“情感经济”时代，情感成为了人最为核心的竞争力，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许多左翼理论家近些年也提出了“情感劳动”、“数字情感劳动”等概念。人类学家项飚也在前不久的腾讯“科技向善”会议上提出了极富想象力的“社会型市场”一词，在他看来，当前社会的一大特征即是人与人之间各种连接形式，都逐步被转化为市场盈利的来源。可以说，《矩阵重启》的这一设定从根本上挑战了前三部中作为“解放之源”的爱情，并让我们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它。令人隐忧的是，爱情这种复杂的属性，可能恰恰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沃卓斯基姐妹做出的类似突破，还体现在《矩阵重启》的结尾。众所周知的是，即使黑客帝国前作三部曲花了很大的篇幅刻画尼奥等人的选择与反抗，但直至最后，他们无法逃避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这些选择同样也是设定好的。救世主是为系统升级而准备的，引导其解放的先知，只不过是机器系统用来唤醒尼奥的交互设计师。解放者们的大本营锡安，也极有可能只是一个进阶版的矩阵（尽管关于这点有许多的争议）。不过归根到底，三部曲中的人类都怀有热爱自由、渴望摆脱奴役的天性——他们等待被解放，这是沃卓斯基姐妹在彼时的电影中所选择和秉持的立场。

在第四部中，这种立场改弦易辙。借设计师与尼奥和崔尼蒂的对话，导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拥有不同底层逻辑的矩阵世界，在社交媒体、娱乐科技的麻痹下，人们并不再认为注定携带着痛苦和烦恼的自由是一件比享乐更优的事情。这或许也是电影与现实对应的最严丝合缝的一处情节。《连线》杂志的影评称《矩阵重启》是一部拍给成年人（Grown-up）的电影，当老一批的观众们长大，如今的他们，如心理分析师所说，已经“不再爱谈论悲伤和失去”。现实中的观众们，真的还会认为真实和虚拟，做“哲人”还是“快乐猪”，是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吗？

NBC的一篇影评认为，与前作的悲壮基调相比，《矩阵重启》的结尾无疑是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尼奥和崔尼蒂试图用自己的行动，重新塑造矩阵中人们的观念，“给这片天空重新涂抹彩虹”。然而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这种结尾是尴尬而唐突的。可以说《矩阵重启》遭遇的这些尴尬，连同电影本身，一同都成为了时代的反映而非预言。

当然，关于《矩阵重启》遭遇的滑铁卢，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自然不得不提，那就是尽管华纳始终极力推动这部堪称“摇钱树”的作品拍续集，但作为主创灵魂人物的沃卓斯基姐妹却并非发自内心地支持。播客极客银河指南的主持人大卫·巴尔·科特利（David Barr Kirtley）甚至将这些来自外界的有关继续拍续集的压力，比作电影里受程序控制攻击尼奥的“群蜂”。电影毫无保留地用尼奥和游戏公司上司的对话调侃了这一无奈，一些影评也认为，华纳的压力使得许多影史经典相继烂尾，才是《矩阵重启》反映的最大的现实。

在接受多个媒体的采访中，拉娜·沃卓斯基都提到，最终选择继续拍《矩阵重启》更多是出于很个人的理由——因为失去父母亲的伤痛。“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悲伤，某个夜晚，我突然想到我还有Neo和Trinity，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黑客帝国》之后，从《云图》到《超感猎杀》，沃卓斯基姐妹其实并未放弃对想象力边界的探索，新的《黑客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批判的锋芒，但它也并不代表着导演放弃了对现实持续深入的思考，而或许成为一种更加珍贵的私人表达。

不过，《黑客帝国》遇冷的背后确实也有一个更大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一个技术爆炸的年代，人们对眼花缭乱的新科技不再拥有震惊感，科幻作品的井喷也让观众们想象力接受的阈值水涨船高，《黑客帝国》式的故事，还继续拥有令人惊艳的吸引力吗？疫情之后，越来越复杂而难以预测的世界，也为作者们提出了更大的创作难题：面对比科幻更科幻的现实，科幻作品该如何寻觅自身的价值？

2017年，《自然》（Nature）杂志就曾邀请多位科幻作者讨论过这一话题。美国作家金·史丹利·罗宾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科幻作品能描绘的时间跨度很广，其中一类被他称作“近未来科幻”（Near-future science fiction）。这些作品往往有着与现实主义作品相似的构架，人物身处的社会关系，行事逻辑都和我们目前经历的世界类似，但是处于一个高技术的环境之中。这样的作品帮助我们在一个思想的实验室中，探讨当下面临的困境。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则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科幻小说的功能不再是帮助我们想象或是预测未来，但却可以帮助我们留存人文主义的精神。因为“科幻作品往往都以构建人文主义叙事为核心”，即便大数据时代各类监控技术的细节或许已经偏离奥威尔当年的设想，但温斯顿等人反抗的勇气，依旧是代代相传的财富。

法国小说家阿利特·博达尔则分享了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观点：身处技术爆炸的时代，技术已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其实科幻作品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似乎我们也并无必要刻意去强调它的边界和特殊性。而借助科幻作品，非科学专业人士获得了参与科学事业、理解科学的特殊途径。其实在《黑客帝国》中，这种人与技术交融的图景已经反复被提及。《重装上阵》中锡安的议员就曾问尼奥：机器一定是敌人吗？到了《矩阵重启》，在新一代的锡安城艾欧，智能生命成为了人类的帮手。时至今日，《黑客帝国》式的故事或许的确不再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而成为一种视角，用以看待行进中的现实，用以重新理解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